与以黄博士接受的基督宗教为中心设定儒耶对话的核心议题相关，《儒家、基督宗教与救赎》一 书中具体的问题意识也大有可商榷之处。本书要解决哪些问题呢?黄博士的答复是：“拙著将主要关 注儒家对救赎论四要素的理解，并希望藉此分析儒耶对话的基本问题：儒学如何促成或阻碍了理解? 也就是说，是儒学中的哪些因素阻碍了基督信仰在中国的传播?是哪些儒学因素让基督信仰难以被中 国接受?为了理解基督宗教的神学，儒家学者应该具备哪些前提与条件?儒耶对话为何会存在问题? 问题是什么?这些问题是因何观点引发的?”这段引文显示，作者具有非常明确甚或 敏锐的问题意识，但这些问题并非宗教对话的问题，而是宣教实践中传教土们会面对的具体问题。如 果硬要说这些也是宗教对话的问题，那它们也只能是使用宗教对话中的置换模式时会面对的问题；这 种对话模式的目的在于让对方理解和接受耶稣基督的信息，其对对方的爱是刚强的。 让我们看看黄 博士对中国的刚强的爱吧：“尽管中国现在正在经历物质发展的跨越，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依然是前现代主义的。自尊与个体行动的地位依然还很低，这清楚表明中国依然处 于前现代主义阶段。”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如此这般的社会感知——姑且不论这 种感知是否准确，是否会激起大多数当代中国人的公愤——强化了黄博士这位基督徒悲天悯人的情 怀：一方面，他要推助以基督宗教拯救中国人的使命之快速完成；另一方面，他反复申论道：处于精 神危机中的中国若要顺利进行文化更新与重建，必须展开与基督宗教之间的对话，以便对一种重要的 精神文化资源敞开心胸，并从中受益。 对于后一方面，笔者异议不 大；但笔者更认为，事实还有另外一个面向：正是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发展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迫使 它不得不与曾作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展开对话——历史上是这样，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而 对于前一方面，笔者的质疑是：基督宗教应该或者能够承担起将中国从前现代状态中拯拔出来这一沉 重的俗世性的使命吗?自从政教分离这一现代社会的重要原则确立以来，俗世的使命不是已经真正交 给凯撒了吗?或者，黄博士是意指中国人的属灵生活(当然包括天人合一这种一元性的思维模式) 还处在前现代主义状态?如此看来，中国本有的儒释道和各种民间宗教便都是低劣的原始宗教了。这 样的判教式结论能为宗教多元主义者们所接受吗? 以黄博士接受的基督宗教为中心设定儒耶对话的核心议题，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将不甚相干的 问题纳入作者的框架进行分析。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是：作者将儒家中的超越问题置于所谓救赎方式 的框架内，花了大量篇幅进行考察和探析。人们自然能理解，黄博士所接受的基督教坚信得救的方式 是因信称义与藉恩称义。如果在儒家中探寻那些真正活出儒家样态的儒生们试图达到人生终极目标 (用黄博士的话来说，即是信仰的目标——成圣成贤或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 理想境界——的方式或路径，那么这些方式或路径应当属于工夫问题；尽管工夫问题与所谓的超越 问题有一定的联系，但后者是前者的目标，而目标和达到目标的方式并非一回事。笔者反复研读了黄 博士大作的第五章，实在看不出他大谈特谈的超越问题是如何与得救方式关联在一起的，而只是看到 很多对谈论拯救者上帝那一章的叠床架屋式的重复。因此，笔者的结论是：以基督教为中心设定儒耶 对话的核心议题，免不了会导致这种令人费解的牵强比附。 质言之，黄博士为儒耶对话设定的议题及其大作中关注的具体问题，不是真正的宗教对话的问 题，而是试图置换或取代儒学的陷阱。笔者相信，任何当代儒家都会对此保持高度的警觉。